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，没有人不为她的歌声所感动,她被人称为“金嗓子”,歌声刻进无数老唱片的纹路和无数人的心中。但是最终，这位名叫周璇的“天涯歌女”却被精神疾病所折磨，难以走出红颜薄命的宿命。婚姻裂痕袭击巨星日本歌星李香兰回忆周璇时说，我在灌制《夜来香》唱片那天，透过录音室的玻璃窗，突然发现一位楚楚可爱的女性，我一眼就看出那是周璇。看见了憧憬已久的明星而过于激动和兴奋，便情不自禁地喊出了一声：“哎呀，周璇！”结果使得录音作废……

　　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在时隔半个世纪后，回忆起周璇演唱的歌：“……最流行的一首，应该是《三星伴月》里的《何日君再来》。”在那个时代，周璇就是优美的代名词。17岁时周璇随未婚夫严华，跨洋过海，远赴香港、菲律宾等地巡回演出。她受到热烈欢迎，演出获得巨大成功。

　　不久，随严华北上的她说：“我和严华的感情与日俱增，双方将在北平举行婚礼。”好景不长。当1938年秋，周璇签约上海国华影业公司，开始她新一轮拍片高潮后，她和严华的感情却走到了尽头。

　　周璇在《我的为什么出走》一文中这样写道：“一切并非我所预料的那样，渐渐地，猜疑、诬蔑、诽谤，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，我再也不能忍受了，我有自己的生命和尊严。”

　　严华说：“我历来主张节约，该用的用，不该用的坚决不用。”“你要在艺术上多下工夫，慕虚荣，讲排场，是不会有幸福的。”

　　后来，严华甚至说周璇私自带走存折。当时的报纸大肆渲染此事，称周璇卷款潜逃云云。一时间传遍整个上海滩。给周璇精神上带来沉重压力。

　　更有甚者：“周璇往公司拍片，严君常限制时刻，倘因工作稍久，赋归略迟，严君即以恶声相报，甚至痛殴。严君家中不许雇用仆役，一切均由璇与璇之养母操作，然严君复又颐指气使，绝不体谅，偶或逢彼之怒，不但公然辱骂，益且当众施暴。周璇每含泪至公司拍戏，强颜欢笑以自掩饰，回到家里，严华也必逼周璇认罪而后已。”感情波折拖垮周璇她和严华离异的导火线是韩非。那时的韩非是一个趣味盎然的喜剧明星和当红小生。

　　一次，就在韩非送周璇到家门口时，被严华撞见，他当场给周璇一巴掌。引发了周璇和严华的彻底破裂。

　　但事实证明周璇和韩非二人之间，什么事情也未曾发生过。

　　后来，报纸上又传出周璇和国华影业公司的老板柳中浩的儿子之间的绯闻，结果也被澄清。但与上海一家最著名的绸布商店老板的儿子朱怀德有了密切的交往。

　　周璇和他“马拉松”式地交往了七八年。朱怀德举止风雅，具有上海男人对女性细致入微、关照有加的优点。1947年，周璇与朱怀德已走到了淡然相处的阶段。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个当时被称为“话剧皇帝”的石挥。

　　而石挥却不可能给予周璇安定的生活。

　　石挥的个性非常孤傲，当年的报上有人说：“倘周璇正式下嫁石挥，这将仿佛与严华没有离婚一样的会受到他严厉的管束……”孩子的身世得不到承认1950年7月，香港的天气闷热，令人烦躁。那时，周璇已怀孕8个月，她最终决定回上海，那里有熟悉的街道和乡音，有华山路上枕流公寓里能令她心安的亲切的家，客厅角上的钢琴、窗外的法国梧桐……

　　几乎一致的舆论认为：周璇从香港返回上海，是去找孩子的父亲朱怀德。但她回到上海不久，便登报声明二人解除关系。

　　周璇公开登载此广告，引发轩然大波，给她带来沉重的舆论和精神压力。

　　再看朱怀德这方面，在上海有关部门的强大的压力下，按照常理，他只有从实招来这条路可走。

　　但恰恰是作为资本家身份、处境异常艰难的朱怀德，居然不认账，提出要验血做出鉴定。而周璇这方面却则置之不理、不予响应。

　　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？周璇将它埋在了心里，这成了周璇的一个沉重的心病。9封信反映情绪拐点周璇从1950年7月到1951年10月，给在香港的朋友作曲家李厚襄写了九封信。

　　很显然，周璇无法适应当时上海文艺界。新中国对她重视，派人劝她回来，但回来后，她又处处感到不如意，这是一个无法讳言的事实。

　　她总是说“最近我的情绪仍然很坏，心境不能舒畅，总是想要哭，要大哭一场才好，想想自己的事，真是伤心也！暂时也不会工作，不过他们总不会放过你，将来给谁家先拍，免不了又要得罪人，这是件伤脑筋的事，在我真是烦恼的，为什么做人这么烦？”1951年4月12日，在她写给李厚襄的第六封信里说：“我因大光明公司（国内电影公司）的剧本还好，所以第一部先给他们拍……”周璇也在这封信里挑明了：“这次也是给他们逼上梁山，本来谁也拖不动我，就是这样喜欢闷在家里，对于酬劳极少不能同香港比，当然也是帮忙性质……”

　　从旧社会大红大紫过来的周璇过于看重酬劳，完全不懂新中国的文艺方向。不过，她还是愿意帮忙，这就是她当时的立场和态度。到了1951年4月，也就是周璇接受大光明影业公司的邀请，开始投入她的最后一部电影《和平鸽》的拍摄前，她的神经已经开始出现异常的征兆，她在给李厚襄的第六封信的最后写道：“拍了戏恐怕会很忙了，这次我也真不知怎样来准备它，真是害怕……”

　　开始出现莫名恐惧，往往也是精神分裂症爆发前兆。1951年5月8日，周璇给李厚襄写了第七封信。

　　周璇实际上已神志不清：“……这次因王人美背后破坏，引起他们对我很大的误会，将来还是会事实证明的。”

　　在当时戏剧、电影协会组织的学习上，王人美检讨自己和周璇都在旧社会唱了不好的歌、演了不好的戏。这是当时社会很正常的自我改造风气。可周璇神经过敏，认为王人美是针对她说的，便很反常地给了王人美一巴掌。

　　当时的上海文艺界的领导过于关切周璇了，他们想让周璇上一部戏，出一次镜，给海外别有用心的人看看，以证明新中国对旧时代的明星宽容和接纳的姿态。可对周璇这么个缺乏政治头脑的女明星来说，她哪能明白和理解领导的一番苦心？

　　就在拍摄这部影片的后期，她的病终于爆发了。她在影片中扮演的是护士，在拍她给伤员验血的一场戏时，别的演员一句台词，触发了她过分敏感、脆弱的神经，这是导火线，在片场里，她忽然哭闹起来，失去常态，完全错乱了。1951年9月25日，周璇神志刚清醒过来，就在虹桥疗养院给李厚襄写了第八封信。

　　她在信里告诉对方：“我病倒了！真惨，一言难尽……”1951年10月3日，周璇出院后，给她的香港朋友李厚襄写了最后一封信。

　　从这封信的前面部分可以看出，周璇周围的朋友都在帮助她，王人美莫名其妙挨了她一巴掌，但仍上医院探望她，还送书给她。

　　她头脑仍处于混乱状态，前言不搭后语，她已经坠落到一个幻觉世界中去了。一生坎坷，精神失常的周璇终于在1957年9月22日夜晚因脑膜炎去世。